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各显其能，更需因地制宜

对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来说，离中央明确提出的“2020年底基本完成在全国的全覆盖”这一时间表以及任务目标只剩下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

自从2018年8月21日中央提出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这一国家战略后，各地的动作就没有停止过。经过之前的试点试行，到如今大部分省(区、市)的系统铺开，几乎每个月都有各地关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好消息传出。

但是，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容忽视一样，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更应该引起重视和思考。

现状，探索创新的三种模式

据最新发布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9年)》蓝皮书显示，各地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以建设的主导权限分配为依据划分，目前的融媒体中心建设实践主要存在三种模式，分别为“省域统筹”“市域联动”“县域自主”。

所谓“省域统筹”，即在“云端”构筑起一个预先规制、全域共享但又部分开放的技术基座，省域内各县可以在既定框架内搭建满足自身需求的子系统。目前比较成熟的案例是江西的“赣鄱云”与湖北的“长江云”。

而据记者观察，“省域统筹”的模式在不少省份都在积极建设中，并成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中央厨房”，为县级融媒体中心提供技术、平台、内容、人才等全方位的服务。如陕西的“秦岭云”、广西的“广西云”、贵州的“多彩云”、甘肃的“新甘肃云”等。

“市域联动”作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另一种模式，主要是以北京、郑州、成都等为代表，这些城市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特点是通过资源最优配置打通信息孤岛。比如，郑州是以郑报融媒“中央厨房·新闻超市”为基础，聚集16县(市)区、开发区协同推进融媒体中心建设，探索“新闻+政务+服务+电商”的智慧运营模式。

第三种是立足本地目标、定向融合创新的“县域自主”模式。据记者了解，浙江长兴、河南项城、甘肃玉门、江苏邳州、河北辛集等地均采取这种模式。这种模式的优势是因地制宜，有的放矢。

以这种模式建设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基于“新闻+服务”的优势，搭建了“政务+民生+文化”服务平台，同时建立融合传播矩阵，持续推出有影响力的融合产品。如浙江长兴传媒集团旗下的“掌上长兴”客户端，除提供信息资讯外，还提供申请身份证、更换驾驶证、办理居住证等便民服务，并积极筹办小浦镇银杏节、吕山乡湖羊节等公益惠民活动;福建尤溪县融媒体中心综合运用直播、虚拟现实(VR)、短视频、H5等多种传播介质，打造“智慧尤溪”客户端，开设网上服务大厅，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江西分宜县融媒体中心也是采用类似的思路，通过全力打造的“画屏分宜”客户端，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服务目标。

统观全国，各地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全面铺开，进程加快。多省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都按照既定的时间表稳步推进。

定位，既是新闻媒体也是治理主体

虽然各地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如火如荼，但是“挂个牌，等靠要”的现象也普遍存在，甚至不少地方并没有完全认识到为何要建县级融媒体中心，对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定位更是不清楚。

据记者了解，不少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负责人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理解为传统媒体的硬件升级换代或者中心大屏的购买与展示。事实上，在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过程中，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如何准确定位并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在建设初期必须要思考清楚的重要问题。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明品曾公开表示，县级融媒体中心是架设在大平台上的小平台，是全媒体、融媒体，主责是新闻宣传，也承担着县域综合信息服务的职责。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试点经验来看，其功能模块应包括新闻资讯、电子政务、电子党建、智慧社区、频道频率、互动社交等。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高级经济师郭全中近日撰文提到，应把县级融媒体中心和省级融合技术平台打造成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新平台，即通过构建起“互联网+媒体+智慧政务+政府数据公开+智慧城市运营”的智能媒体新平台，利用自身的制度优势获取尽可能多的优质资源，并且把优质资源转化为治国理政的新能力和新平台。他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应具备四大功能——主流舆论阵地功能、综合服务平台功能、社区信息枢纽功能、智慧城市功能。

具体来说，县级融媒体中心应当通过整合县级区域内的所有媒体资源，成为当地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的核心与主导力量;在整合县级政务网站等体制优势资源的基础上，向当地用户提供各类本地化服务，包括各类政务服务、党建服务、公用事业服务以及各种生活服务;进一步下沉到社区、街道、农村，成为当地社区信息交互、相互促进的重要空间，更好地促进文明程度的提升;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可以作为当地智慧城市建设的牵头方和运营方，真正成为党委和政府提升现代治理能力的核心抓手。

机制，盘活全局的关键钥匙

随着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深入推进，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在机制创新上进行解决和突破。

据《中国记者》杂志值班主编、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传播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国权观察，县级媒体改革的最简单做法就是实行企业化管理，这样人员、编制、薪酬、绩效难题都能迎刃而解。但是，在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中，完全企业化的少之又少，采用的都是全额拨款或差额拨款形式。例如，湖南省共有89家县级广播电视台，其中全额拨款事业单位49家，差额拨款事业单位40家。即使实行企业化管理，大部分县级媒体也只能依靠政务、购买服务，或者活动经营来实现，赚的也都是政府的钱。比如邳州广电的“政企云”，为政府、事业单位、国企等客户提供宣传、信息发布、数据、托管、活动、技术等服务，一年创收500多万元。长兴传媒集团的经营收入中，政务合作、活动营销、产业运营、商业广告比例为3:3:2:2。其中前两项就主要来自政务。因此，陈国权认为，县级媒体实行企业化管理切忌一刀切，应因地制宜。

而产业运营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培育造血功能的必由之路。杨明品认为，一般情况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具有产业运营的条件与市场：一是依托专业人才团队，为相关部门、单位、乡村搭建宣传展示服务窗口，提供微信、微博等自媒体运维服务;二是开展用户运营，利用广泛的用户连接和大数据分析，为用户提供各种生活服务，并引入经营服务主体，利用平台资源提供商业服务;三是助力乡村振兴和旅游发展，在平台上开展各种旅游文化和农特产品宣传与电商业务，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四是为县域各类商户提供服务，满足群众衣食住行娱游教等方面的需求。

在《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9年)》一书中更明确提出，如何完成管理与实践层面的机制创新来盘活全局，是未来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一个全新阶段性任务。

从管理层面上看，县委、县政府应从基层工作创新的实际困难出发，在制度红线范围内预留适度“容错”可能。

从实践层面上看，要推进两方面创新。一方面，需重点推进激励机制的创新，突破固有编制带来的壁垒和区隔，通过对定期的业绩考核结果给予相应奖励，营造出县级融媒体中心内部的良性竞争氛围，以提高工作的实际效率、效果和主动性。另一方面，需着重探索生产或相关协同机制的创新，针对传统的新闻传播业务，以组建生产小组或项目工作室的方式来局部先行试点推进内容生产的深度融合;针对非新闻传播业务，则需要探索和不同党政部门或社会机构间的合作规程与通道。